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使外国货物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鸦片普及到穷乡僻壤，它所产生的影响，跟禁烟前林则徐等一些禁烟人士所预料的完全相同，而清政府照旧冥顽不灵，并没有从鸦片战争中吸收任何教训，犹如酱缸中的树木不能吸收任何养料一样。高阶层统治群，包括皇帝在内，住在婢仆如云的小天地中，眼睛从看不见怪模怪样的西洋人，也看不见被产的农村和农民们的悲惨流离，他们依然歌舞升平，从不去想中国为什么如此衰弱和如果再发生战争时，中国如何抵御那些军舰大炮。

　　但歌舞升平仅只属于统治阶层。恶化中的官逼民反，却继续恶化。而且因为对外国作战失败，清政府的纸老虎已被戳穿。四面八方的民变，更如火如荼。最大的一支民众武力，由基督教徒洪秀全领导，爆发的时间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第八年，即1850年。爆发地点在广西的桂平县金田村。

　　一、太平天国

　　洪秀全是花县（广东花都）人，花县属于说古中原话的客家人的地盘。跟当时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洪秀全自幼就接受儒家系统教育，熟读儒书，立志遵循科举程序，上进当官。可是，他到广州参加了四次考试，却连士大夫最低级的“秀才”头衔，都没有得到。后来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崇拜耶稣所描绘的天国中的太平景象，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士。他创立“拜上帝会”，宣称耶稣并不是独生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洪秀全。洪秀全认为上帝是天父，耶稣当然是天兄。他把家中供奉的佛教神像和儒书以及孔子、盂子的牌位，全部捣碎烧掉。

　　这种举动，使社会震骇，卫道之士群起攻击他，他逃到广西，跟他的门徒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向山上那些来自广东的客家烧炭工人传教，信徒数目急剧地增加。

　　广西连年发生旱灾，民变蜂起，就在1850这一年，一省中就有九支民众抗暴武力，每支都拥有千余人或七八千人。省长（巡抚）郑祖琛又是一位有名的赃官，迫使那些不肯参加民变的人也不得不参加。洪秀全就把他的信徒组织起来，成立太平军。

　　清政府用它那些腐败不堪的军队首先讨伐太平军，包围洪秀全所在地金田村。次年（1851），太平军突围北上，攻陷永安（广西蒙山），就在永安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被尊为天王，作为太平天国的元首。他把他的五位杰出的助手，都加封王爵。

　　再次年（1852），太平军放弃永安，攻陷全州（广西全州）。进入湖南省后，攻长沙失败，于是绕过长沙北上，攻陷岳州（湖南岳阳）。在岳州，他们从地下掘出十七世纪吴三桂所埋藏的巨炮，实力陡然增加，立即攻陷湖北省的重镇汉阳（湖北武汉长江北岸）。

　　——吴三桂埋藏的巨炮，已是200年前的古董了，却竟然派上用场，仍能在战场上发挥威力，说明清政府军队在200年中，毫无进步。

　　1853年，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武昌（湖北武汉）。顺长江东下，最后攻陷江南最大的城市江宁（江苏南京），定为国都，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的政治号召，可分为下列三项：

　　1、把满族人逐出中国。

　　2、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3、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在这种要求下，太平天国做出种种使守旧的顽固派痛心的剧烈改革，诸如：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崇拜偶像和崇拜祖先；禁止娼妓；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厉行土地改革，创立田亩新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照人口平均授田……

　　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就派出两支大军北伐，第一军由大将军林凤祥率领，由天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30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震动。第二军由大将军曾立昌率领，由安徽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临洺关。但这两支北代兵团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1855年，第一军退到直隶省（河北省）东光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西南境溃散。

　　北伐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满清政府，而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破灭。并由于下列三项原因，迅速没落。

　　其一，清政府在满洲正规军瓦解后，乞灵于汉人的民兵（团练），即地方性的自卫组织。清政府一位汉人副部长（侍郎）曾国藩正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强烈地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他竭力的避免提到向异民族效忠的尴尬问题），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其二，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虽然天父、天兄之类已经严重的离经叛道，但西方那些基督教国家，却十分兴奋，又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1853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天京晋见洪秀全，对太平军的严格纪律，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至为惊异。可是，太平天国成长得太快，所有的领导人物，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那些酒肉官员同样的茫然无知，他们不知道利用外国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军中的若干将领，却已觉悟到跟外国人结合的有利影响。于是，本来可以帮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反而倒转过来帮助清政府。

　　其三，最主要的是，太平天国由广西起兵到天京定都，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重的折磨和必须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定都天京后不久，他们就走上黄巢、李自成的覆辙，立即开始腐败，习惯于他们曾着力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开国的领袖们大部分死于自相残杀。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太平天国如果在这两方面不失败，士大夫的民兵和外国人的干预，都不足以使他们失败。

　　在这三种压力下，太平天国终于不支。1864年，南京已被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三年，洪秀全在围城中逝世，他的儿子洪天贵福继承王位。不久城破，太平天国最后一位新崛起的优秀将领李秀成，保护洪天贵福突围，但被湘军冲散，洪天贵福失踪，李秀成被曾国藩擒获。

　　李秀成被擒后伪装屈服，亲笔写了一篇供词，要求曾国藩派他去向仍散布在南中国各地的太平军招降。但曾国藩显然不愿跳进这个圈套，所以仍是杀了他。

　　李秀成死，太平天国灭，建立政权14年。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缠足、辫子、娶妾、吸食鸦片，以及等等其他被维护的“名教”，一一恢复旧观。只有一件没有恢复，那就是清政府手中的军权，从此转移到汉人手中。

　　二、捻军·回变

　　太平军引发的战争限于南中国。

　　北中国的战争同样激烈，它是捻军发动的。捻军比太平军起兵为早，而结束却晚。

　　捻，作动词用时，指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纸片或棉絮搓成一条线样形状的动作。作名词时，意思是指“一小撮人”。十九世纪初叶，淮河南北两岸广大的地区上，民间烧香拜佛，往往以一小撮人为一个团体，从事迎神和驱逐疫鬼的工作，一小撮人就称为一捻。他们实质上是白莲教，但表面上不是。官员的贪污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种烧香拜佛的团体，到处流亡乞食。在乞不到食时，就向地主富户和官员士大夫家劫掠。清政府把他们当作盗匪剿捕，他们飘忽不定，用游击战术抵制。

　　1814年，清政府听说捻军的领袖是一位名叫王妞子的女人，下令通缉，结果通缉不到。但经过这次打草惊蛇的搜捕骚扰，捻军遂逐渐由小股合并为大股，练成劲旅。当时清政府正在对付天理教和其他更严重的民变，对捻军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后，捻军领袖张洛行以安徽省蒙城县雉河集（安徽涡阳）为根据地，接受太平天国的封爵，分兵四出，攻城略地。清政府把征讨太平天国的责任交给曾国藩的湖南兵团（湘军），用汉人打击汉人。而由满洲兵团对付捻军。他们认为捻军比较脆弱。

　　1863年，张洛行被叛徒苗沛霖出卖，擒献给清政府以残暴闻名的剿匪总司令僧格林沁。张洛行的侄儿张总愚继续作战，于两年后的1865年，即太平天国覆亡的次年，在曹州（山东菏泽）把僧格林沁击毙。

　　清政府最后一张王牌输掉了，不得不再依靠汉人，命曾国藩跟另一位也是民兵出身，被称为“淮军”（以安徽省人为主）领袖的李鸿章，乘消灭太平天国的余威，负责对付捻军。

　　1866年，捻军被清军拦截分为两支。张总愚亲率一支进入陕西省，称为西捻。另一领袖赖文光率领一支进入湖北省，称为东捻。1867年，东捻挺进到扬州瓦窑铺（江苏江都），在清军云集下覆没。第二年（1868），西捻折回山东省，在在平县迷失道路，陷入黄河跟运河间的泥沼地带，也全军覆没。

　　捻军战争历时55年，而最后16年辗转华中各地血战。他们没有最高的政治指导原则，也没有崇高的理想，只盲目地攻击清军或被清军追逐，只能骚动，不能成功。

　　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即以甘肃兰州为中心的广大范围，跟太平军和捻军兴起的同时，则有回教徒的起义。

　　中国中部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跟西部地区（新疆省）的伊斯兰教徒，最大的差异是，西部的伊斯兰教徒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他们几乎全部保持固有的风俗和言语。而中部的伊斯兰教徒，祖先是阿拉伯人，于八世纪唐王朝时，迁居中国。现在，除了宗教信仰这一点之外，其他都已彻底华化，但在相貌上仍显露着阿拉伯血统，跟汉人比较起来，他们的鼻子较高，胡子较多。

　　中部伊斯兰教徒的行动分布在三个地区：

　　1、1855年，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在大理县（九世纪时南诏王国的国都）起兵。

　　2、1862年，陕西回民领袖任武，在渭南县起兵。

　　3、1862年，甘肃回民领袖马化龙，在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起兵。

　　云南省除了省城昆明外，其他县份几乎全都叛变。但伊斯兰教徒内部的分裂使他们转胜为败，也使那个当时汉人很少的地区免去像越南一样脱离而去。到了1872年，清军攻陷大理城，历时18年的混战结束。

　　陕西省伊斯兰教徒的武装力量比较小，但因接近关中（陕西省中部）重镇西安——千余年的故都的缘故，影响却超过云南百倍，清军总司令（西安将军）多隆阿，在进攻陕西周至县城时被击毙。满洲贵族已第一千次的被证明腐败无能，只好改派湖南兵团的另一位汉人将领左宗棠继任。1868年，最后一位变民领袖（但他却不是伊斯兰教徒）董福祥投降，历时7年的混战结束。

　　甘肃省的回变规模最大，从东到西1200公里的省境之内，跟云南省的情形相同，除了省城兰州外，其他城堡都响应马化龙的号召。左宗棠于解决陕西省的回变之后，即行西征。1870年，攻陷金积堡（宁夏吴忠金积镇）。1873年，攻陷碾伯（青海乐都·大分裂时代南凉王国的国都）、肃州（甘肃酒泉·大分裂时代北凉王国的国都），历时12年的混战结束。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

　　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正困于激烈的内战时，又因为过度的愚昧，引起致命的英法联军战争。

　　中美《望厦条约》上，有12年期满再行修订的条款，中英《南京条约》却没有。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却有利益均沾条款，所以也就等于有这个条款。

　　1854年——距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签订，已12年；距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签订，已10年。英法两国公使向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就修约事宜，举行谈判。

　　清政府那时还没有外交部，对各国的外交事务，不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处理，而由在广州的两广总督负责，这种畸形的形态，说明清政府的心理，那就是把这种棘手的事推的越远越好。

　　叶名琛是一个传统的腐败老官僚，昏聩颟颥而又自以为很聪明，他对外国人的态度是，一律拒绝接见，管你是普通商人或代表国家的使节，用以表示他的尊贵和对皇帝的忠贞。

　　法国驻华公使布尔隆（注意到这一点，那时的外国驻中国使节是住在广州的）自1852年来中国，到1855年回国，四年之间，屡次要求进见叶名琛，都见不到一面。美国驻华公使史派克自1846年到1848年，自1850年到1852年，两次共六年之人，也无法见到叶名琛。接替他的新任公使马歇尔于1852年到职，请叶名琛指定日期呈递国书，直到1854年离任，连个回信都没有得到。

　　在这种外交形态下，英法修订条约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反应，那才是天大的怪事。英法两国公使当然也了如指掌，他们早已洞察到中国官场的伎俩，所以在向叶名琛提出要求，完成这种外交上的例行程序后，就一齐北上，到了天津，向清政府提出，准许两国的使节进驻北京，再准许开放天津跟广州一样成为通商港口。

　　咸丰皇帝奕詝看到报告后，气得死去活来，尤其对于外国使节长期驻在北京的一项，认为自从他祖宗创建清王朝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荒谬的事。

　　英法两国发现，除非使用武力，不能达到目的。

　　用武力必须有一个借口，而借口来了。1856年，广东省的巡逻艇在珠江口截住一艘实际上是中国人所有，但在香港注册，挂着英国国旗，名叫亚罗号的船只，逮捕了船上12个中国人，并把英国国旗拔下丢掉。巡逻艇水兵显然不知道国旗的意义，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向叶名琛要求释放那12个中国人，并用书面道歉。叶名琛倒是把12个人释放了，但对道歉的要求好像没有见到一样。于是英舰轰击广州，广州人民在愤怒中纵火焚烧英国商馆，高呼“杀尽蛮夷，不留一人。”英国国内得到消息，舆论激昂。

　　法国也在焦急的寻找借口，借口也来了。就在同一年（1856），法国籍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北部荒僻的西林县，被西林县政府的官员当作江洋大盗斩首。法国立即跟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次年（1857），英法联军向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十日内举行谈判。叶名琛用官场上的特技“推”“拖”手段应付。十日期限到了，联军攻击，广州陷落，叶名琛被生擒。

　　——叶名琛被捉住后，英国把他送到印度囚禁，于第二年（1858）逝世。但恨他误国的一些中国人却坚持说，他被英国当作一种奇异的动物，装在木宠之中，运到各国展览。其实这种愤怒不见得公平，如果颟顸的官员都要接受这种待遇的话，大黑暗时代中的千千万万官员，包括清政府的皇帝在内，恐怕没有几个不具备被展览的资格。

　　1858年，英法联军舰队北上，攻陷大沽，进逼天津。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修约的原则，由宰相桂良到天津跟随军而来的英法公使谈判。27岁的咸丰皇帝仍严厉地拒绝外国使节进入北京，而英法坚持非进入北京不可。桂良被挤在夹缝中大为狼狈，于是他企图用国内的官场诈术来解决，在给咸丰的报告上说：“（现在跟他们签订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这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

　　桂良是签字了，这项在签字时清政府就预备背信的《天津条约》，包括下列重要内容：

　　1、英法两国派遣使节驻扎北京，中国派遣使节驻扎伦敦、巴黎。

　　2、开辟牛庄营口（辽宁营口）、烟台（山东烟台）、台南（台湾台南）、淡水（台湾台北）、汕头（广东汕头）、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

　　3、中国赔偿英法军费银币600万两（英400万两，法200万两）。

　　4、英法商船可自由航行中国内河。

　　5、中国重申不得再称呼西洋人为夷狄。

　　6、双方政府批准后，第二年（1859）在北京换约。

　　咸丰皇帝对真正丧权辱国的条款，如内河航行，毫不在意，独对外国使节长驻北京这件事，认为是一种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所以等到英法联军舰队一走，他就下令迅速重建大沽炮台，指派七年后死于捻军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他的精锐兵团，沿海布防。

　　第二年（1859），换约时间已到，英法两国公使乘军舰抵达大沽。清政府通知他们，大沽已经设防，不能通行，请改在大沽北面15公里的北塘登陆。两国公使眼中根本瞧不起清政府的所谓设防，不肯接受劝告，径行在大沽上岸，大沽炮台开炮射击，英法舰队应战，虽然有美国军舰在发现英法舰队情况紧急时，突然参战相助，向中国发炮，但英法舰队仍然失败，其中四艘沉没，六艘重伤，狼狈逃走。

　　美国军舰这种暴行，清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美国军舰已违犯国际公法。清政府大小官员像呆瓜一样，白挨了闷棍，还不知道它是闷棍。

　　然而，无论如何，总算是把英法舰队击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花花大少型的咸丰皇帝、叶名琛型的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雀跃欢呼。一致认为已经重振了天朝的威风，把夷狄制服，从此天下太平。

　　第二年，1860年，英法舰队卷土重来，猛烈的炮火摧毁了大沽炮台，陆军登陆后即攻陷天津。但住在皇宫女人堆里、已30岁的咸丰皇帝，信心却非常坚强，看见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译文上，有自称“朕”的字样，不禁冷笑，在一旁批注说：“夜郎自大”。下令僧格林沁，要他对英法联军“迎头痛击，把丑类全部歼灭。”

　　然而，僧格林沁兵团没有力量支持咸丰的冷笑，不断败退，天津与北京间军事重镇杨村（天津武清）失守，英法联军距北京只剩下80公里，咸丰跟他老爹道光一样，除了在报告上批一些大言不惭的话外，别无他法。最后，只好声明愿意接受《天津条约》。可是，当三国正要签字时。英国代表巴夏礼忽然提出“可怕的”条件，那就是在条约批准换约时，所有的国书都要由使节亲自呈送给对方国家元首。

　　那就是说，外夷蛮官竟然企图跟天朝皇帝面面相对，这简直比使节进驻北京的要求更使得咸丰暴跳如雷，因为那些夷狄在面对面时一定拒绝下跪，这会让咸丰很没有面子。

　　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咸丰的弟弟奕訢亲王发现毛病就出在会讲中国话的巴夏礼一个人身上，他认为如果把巴夏礼排除，英法联军便失去了灵魂。于是他下令逮捕巴夏礼。

　　——跟巴夏礼同时被捕的随从人员，共39人，囚在北京监狱。中国传统式的监狱是恐怖的，后来，当清政府被迫把巴夏礼释放时，只剩下34人——十数天的囚禁中，5人死于狱卒的酷刑。

　　逮捕巴夏礼促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僧格林沁兵团在距北京15公里的八里桥地方崩溃，咸丰逃出北京，逃到北方为避暑之用的热河（河北承德）。

　　有趣的是，英法联军这时反而停止前进，提议再度谈判，为的是恐怕谈判代表奕訢亲王也跟着跑掉，他们便找不到谈判对象了。

　　奕訢完全屈服，把巴夏礼释放，在北京城上竖起表示投降的白旗，迎接英法联军入城。

　　这不是北京第一次对外国陷落，却是第一次对欧洲国家陷落，而这敌人的总数不过只有一万六千人。

　　英军为了报复巴夏礼所受的虐待和他的随从们在监狱中的惨死，把一股怒气出到北京郊外中国皇帝豪华别墅圆明园上，纵火焚烧之。圆明园是清政府用中国人民的血和泪筑成，作为皇帝一个人和他周围女人们专用的游逛和娱乐场所，现在化成一堆瓦砾。

　　逃到热河的咸丰羞愧而沮丧，他发现仅只在大臣的奏章上批一些大话不能赢得胜利，他授权给他弟弟奕訢亲王，答应英法联军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只求联军早日退出北京。

　　奕訢，这个20余岁、面色苍白的青年，又气又怕，终于战战兢兢地跟英法联军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包括下列重要事项：

　　1、《天津条约》除赔款一项外，其余继续有效。

　　2、中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1600万两（英法各800万两）。

　　3、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4、各国使节进驻北京，并觐见皇帝。

　　5、增开镇江（江苏镇江）、汉口（湖北武汉）、江宁（江苏南京）、九江（江西九江）、天津为通商港口。

　　6、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有权购置房屋田产。

　　英法彻底胜利，清政府执政下的中国彻底失败。但取得重大利益的英法帝国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立场却因之转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阻碍，遂转而积极帮助给他们既得利益的清政府——对清政府而言，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